异乡人，在广州城中村｜破茧045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7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自启动以来的第45篇文章。作者林铭豪记录了广州沥滘村，这个在杨箕村被拆除后广州现存不多的城中村的故事。在广州两千多万的人口中，有一千多万是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中有超过2/3仍然挤在各大城中村的出租屋中。抢滩失败的田先生，勉强生活的王师傅只是这座城市当中异乡人的缩影。
文｜林铭豪
杨箕村，是老广州一条扎根了千余年的老村，很朴实的一条村子。但是人们却称它为“流离失所的千万富翁部落”。
在改革开放后，杨箕村和其他广州的老村一样，迅速拓张成一片城中村，容纳了数十万来自四方的人。以前的杨箕村，有着属于杨箕人自己的文化；改革开放后的杨箕村，则颇像文化熔炉，以古村祠为原住民文化区，蔓延出去的以红白绿相交的平房为主要建式的人口集聚区混杂着湘赣等不同区域的方言、小吃、人。
城中村不全是广州独有的，但在一线城市之中却是最独特的。因为广州在向国际大都市看齐。在政府的施政报告里，城中村和改造永远是分不开的。比如前几年全部被拆的猎德村。
不久前，规模同样巨大的城中村杨箕改造后回迁。整整齐齐码好的楼盘动辄上30层，一样的小区，一样豪华楼盘建式，只是夹在现代化高耸的楼盘中间的村落古祠堂和庙宇零零散散凹陷在其中，显得怪异而尴尬。
媒体报道，杨箕人席开1500宴喜迁新家，规模盛大，不少人还是喜迁“多个家”。在广州，房子比黄金要值钱得多。但原来的古村落文化毕竟是被割裂了原貌。于是才有了“流离失所的千万富富翁部落”的说辞。
众人都在关注杨箕村作为广州老村的文化传承问题，纷纷出现“只有钱没有文化有何用”、“原住民的悲哀”、“老广州不复”的感慨。但是却遗忘了杨箕村30多年来作为城中村存在的流动人口问题。
杨箕村已成为标准的现代化小区，但至少村里的古祠堂等建筑还是保存了下来。可是曾经容纳的数十万外来工却又去哪了呢？
翻翻政府的报告，“合理拆迁”“合理补偿”似乎都是针对原住民说的。但在改革初期推着广州城迅速往前走的千百万外来工的家园似乎总是无人问津、无人关注。
杨箕的村民还在自己千年前的土地上，成了千万富翁，独留下一个文化议题让社会去聚焦、让原住民去思量。
但作为城中村的杨箕外地村民们似乎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才是真正流离失所的一群人。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一个城中村都是一个异乡人庇护所，同时也是异乡人注定的流离失所。”
我想知道的，不仅仅是城和村的关系，更是城中村的人们的故事。
于是，我把目光对准了，现存的另一个城中村，沥滘。
01
沥 滘 站
傍晚6点，天已经完全黑了，二十四节气已经走过了小雪。这里是很南方的城市，但也难以抗拒大自然的规律，天色像舞台剧的一幕刚毕，一片浓浓的黑色就毫无预兆地压了下来。
但是，这里是广州，广州的黑夜不是真正的黑夜。在珠江的两边，亚洲第一高塔炫目的彩灯昼夜不熄，以CBD为中心辐射出来的城市中轴线多是过百米的摩天大厦，全玻璃铺就的外墙闪着极好看的光。
可我不在CBD，也不在中轴线。
我在走向一个建在城中村的地铁站——沥滘地铁站。
我要离开这里，逆着人群的方向。
沥滘是个规模不小的城中村，人口很多，但是这个地铁站却是异常的偏僻。穿过一条干涸的，裸露出黑得发亮的河泥的小河涌，左右左右左绕个十来次，然后必须要在一条极其曲折窄小的“马路”两边无数个拐口中选择正确的一个，才能找到这个四周被6、7层小楼包围、进入的过道仅能勉强容纳一台小三轮车的地铁站。
进入地铁站的拐口只有一个，而在那个拐口的出口处的一边过道上，数十辆那种电视里提及的“无照黑三轮车”呈队列状整整齐齐地码成一排，像皇宫大门前两边的卫兵，时刻迎接着女王的出来。
“靓仔，去哪里？”
“坐我这坐我的，便宜便宜！”
“来来来！”
地铁站的出口处，还围着两圈的摩托车。前一秒还在玩着手机，大口吸烟吐痰的司机们一看到像工厂流水线一样一波一波被电梯输送上来的人群鱼贯而出，便立刻开始了拉客抢客的生意。
傍晚6点多，恰好是下班的时刻。
从地下上来的人，女的男的小的老的，大多是一副疲倦的模样。一个身着翠绿色校服的男孩左手提着个印有“XXX私立小学”的饭盒包，右手扯着一个女人的衣襟，一跳一跳的，里面的饭盒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
女人瞥了一眼摩托车司机，快速拉着男孩穿越人群，径直走向离出口处不远的一个肉菜小摊位，特别小的一个小摊，一个小平房，屋顶还是用红的绿的广告纸铺了好几层，摊贩顶上的名字已经有种黑绿色，看起来像是盖了一层藓类，看不清了。但是该有的肉菜还是有的。
先是看见头，然后到上半身、下半身，从地下冒出来的人愈来愈多。有些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穿着一条泛白的紧身牛仔裤，一件糊在背上的汗衫，弓着背，眼神迷离地走出站，大多对摩托车司机的蜂拥而至视若无睹。
有些年轻的男人女人，很年轻的样子，我琢磨不比我大几岁。他们穿着比较时尚整洁，背一个校园里常见的双肩包或提一个正式的公文包，直到身子完全出现在地铁口的前一刻，眼睛都没离开过手中的智能手机。
摩托司机们对于这些年轻人似乎有种疯狂的偏好，你挤我，我扯你，三三两两的年轻男女被拽上了摩托车，“轰”的一声疾驰而去。
“他妈的！别老是抢我的客啊！”
处于第二圈的摩托司机中的某个人突然骂道。
“妈的，今天有点冷了，还不能早点收摊！”
“你买了菜没？”
“还没，去大市场吧，这里附近的才太贵了。”
“喂，是我回去再把资料发给你吧!”
“妈，我正准备回家，待会就吃，是是是……”
吆喝声、交谈声、咒骂声，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乱”的一个地铁站了。人群正在散去，学生、青年人、中年人纷纷消失在出站拐角处。
附近开始响起“吱吱吱吱”的声音，那是油锅的声音，一股股饭菜的香味从四面八方飘了出来。出站的人走得更快了，唯有摩托车司机还在抽着烟，扯着喉咙喊：“来我这来我这！”
现在是回家的时刻。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区、不同的线路，最后从这个站点冒出来，这是这个地铁站存在的意义，也是这条村子的价值。
沥滘站位于广州地铁三号线上，这条线上有天河城、珠江新城、广州塔。而这里临近终点的沥滘村，是广州目前仅存的但很快也将不复的城中村。
这里离CBD不远，在高处远望能清晰地看到广州塔的彩色，东塔西塔的金黄。但这里却是一片一片的平房，密密麻麻，大体上很昏暗。只是远远地看，一个个透出亮光的窗子拼成了一层层小格子，像商店的橱窗，每一个橱窗后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02
生 存 着
摩托车司机不是这个城中村唯一的拉客者。
在沥滘村的另一个街道上，王师傅在为交警开出的“牛肉干”苦恼不已。牛肉干，就是交通罚款单的意思。城市的汽车在普及，但停车位的稀缺像公路堵塞一样，成了广州这座大城市挥之不去的一片霾。在许多高档小区，停车位的要价甚至高于汽车本身。
而在原本就被密集分布的握手楼和各种沿街叫卖的摊贩霸占的城中村，大部分居住在城中村的车主只能选择将车子随意停放在并不宽敞的马路边。虽然在城中村的内道执法者是不会有这种闲工夫去管理的，但风险还是有的。停靠在路边的车子，不论高档低档，随时都面临着被飞驰而过的三轮车刮伤或是被从高楼扔下的垃圾砸出一片片蜘蛛网状的玻璃花的危险。对于这些风险，王师傅只是苦笑道：“都试过，但没办法。”
而王师傅的车之所以会被交警罚到，是因为停在了沥滘村外围的新马路上，那是靠近珠江的一边，宽敞的沥青马路油亮油亮的，和城中村那些曲折且肮脏不堪的小道有着天壤之别，是为了正在建设的新CBD——广州之窗金融中心——特地修建的。由于王师傅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才回来，所以村内的路基本都没位置了，迫不得已他只能将车子停在这边。
“我算过一笔账，停到停车场月费要600，而停在这大部分时间被罚都不超过三次，所以还是不亏。”王师傅这笔账算得还是很清的，虽然多少有种鱼死网破的意味。
城中村的私家车和外头的私家车性质大多是不一样的。对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而言，车是一种便利的代步工具。但是对于王师傅这样的人来说，车子却是撑起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柱。王师傅很大方地承认，他们这类车子都是用来私自载人载客来赚钱养家的。就是所谓的“私车运营”。
每天早上，在沥滘村住宅区与批发市场交界的十字路口，都会有各种型号、牌子的私家车敞开大门列队等候，等待需要运载货物的商家的聘用。相比于正规的运输用车，私家车更为灵活和便宜，所以在沥滘这样靠近大型批发市场的城中村，私车运营俨然已经发展成一门产业，像城管永远也赶不完的叫卖一样，养活了许多缺乏技术知识的外来务工人员。
王师傅是这一行的老手了。40来岁的他跑货运已经20多年了。他也是90年代的时候出城谋生的农村青年大军的其中一员，因为缺乏知识，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活，后来有了点积蓄，就买了辆车自己跑运营。
“我们这行，十年前开始就是非法的。”
“只不过，那时候的交警随便给点好处就放过了，这是行内都知道的了。”
王师傅现在开的是早些年吉林一汽出产的小面包，银色，车头的大灯两边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车尾门上有几个刺眼的坑，就像雪地里消融出的洞穴。
车内的座椅、控制台已经很陈旧了，束起的遮阳板后夹满了满是邓丽君时代风格的女明星比基尼写真照片，录音带大小的。这些都是王师傅从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以前起就放在车里的，唯独处在正中央的一张是比较新时代风格。
“那是我妻子年轻时候的照片。”王师傅微微一笑。
王师傅的妻子待在老家带照顾孩子。除了逢年过节，王师傅都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中年男人，数十年复一日，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城市，没日没夜地奔波在夜晚的霓虹灯中。
一个中年男人，依然孤身一人在这座城市为了生活打拼，这其实是一种必然。
“我不是广州本地人，小孩子读书只能读完小学，外地户口在这里读中学那是要好几万的啊！只能回去（乡下）啰，孩子他妈也只能跟着回去伺候，这是没办法的。”
确实，王师傅不是一个人，在城中村里有一些私立的小学，专供外来工子女就读，但是一到中学，大多数外地学生因为户籍问题、家庭能力问题只能回到户口地继续学业，对于许多父母出城打拼的家庭来说，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的命运总是难以避免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王师傅靠着走车的活，供完了小孩在这里读完了小学，中学是无能为力了。车是王师傅在大城市生存的支柱，同时也是他家庭生存的支柱，从以前就是如此。
“也就七八年前，在广州住查暂住证查得很严，居委的人天天挨家挨户敲门。那时候，要么老老实实躲在家里不回应，要么被罚。我就被抓过一次，后来干脆有几天睡车里了，真像警察抓小偷。”王师傅单手抚摸着车门，目光来回扫视着车子，仿佛这是有生命有感情的搭档。
这几年来，私家车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越来越多私家车加入到运营的行业，而随着滴滴打车等网络软件的兴起，许多年轻一代的“司机”正在抢走王师傅的客户。
家人三番四次劝说王师傅放弃跑车的行当，回家乡令谋生计，一来是可以不用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私车运营市场，二来是避免家人分居的境况。
但是，王师傅是铁了心要在这座大城市里拼搏下去的。“我都40多了，再换职业还能换什么？何况有哪个人愿意回到穷乡僻壤呢？”
口上说的很硬，但师傅心还是很清的。他随身都会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数字，黑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有些字迹已经开始墨水散泛，变得模糊不清了。
每跑一趟车的报酬，每一次加油，每一张牛肉干，每一分房租，凡是涉及到大数额的师傅都会在这里做个笔记，算上一笔账。
2016/10/22李先生 海珠到白云，一趟货物80块。里程20公里。
2016/10/24 加油，100。
10/30 房租200，水电500。
10/30 牛肉干200
寄回家，1500。
王师傅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这些数据，最早的一笔是2014年的一次货运记录。从中可以看到，2014-2015年，房租是1000元，2016则是2000元。
“换了好几本了。开销的数字越来越大咯”师傅有些无奈。
“赚得越来越少，房租越来越贵咯。”师傅看着小本子，摇摇头。
王师傅坦白，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在这座憧憬了半辈子的城市生存多久，私车运营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但城中村的房租等日常开支却是稳定地上升。
城中村的私车是有增无减的，每天等着有货可运的“司机”也是越来越多。王师傅说：“大家都以为在大城市好赚钱，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但只要来了就不想回去了。”
03
抢 滩 潮
在西方，租房是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收入的涨幅似乎永远是宝马后的拖拉机，很难赶得上房租房价的上扬。
田先生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目光没有离开过手中的智能手机的屏幕，这是他新买的手机——型号略显过时的红米2——但却是他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手机。
客厅很小，实际上整个屋子就非常狭小。一房一厅，还配有独立厨房和盥洗室，大概6、70平方米的样子，以城中村的面积算，这已经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出租房了，足够他一个中年人栖身了。
“好在这房龄较短，当年租房子都是要看房龄的，能租新就租新的，不是钱的问题，就是怕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田先生刚初到大城市那会，治安还不太好，有着一些屋里藏尸之类的传闻，中国人是很忌讳这些的，都宁愿掏多点腰包求个心安。这一带的房子都算是新建的，在改革开放不久，愈来愈多人涌入广州这座省城带着一股暴富的心讨生活，在大城市孕育出一批亿万富豪之前，先富起来的却是房产，除去珠江新城等现代化的私人小区，其次就是一片一片依托广州老村落而堆砌起来的握手楼，一般这些建在农村集体用地基础上的楼房都不会太高，7-8层，但是密度却很高，一格小窗户代表着一格家庭，有点像橱窗里的展品。有些地方楼道之间甚至容不下一个普通的城市垃圾桶，因此被称为“握手楼”。
田先生住的这一带是以广州老村沥滘村为中轴线扩散开来的城中村居住群。
田先生是80年代来到广州打拼的，当时他才二十来岁，是典型的改革开放后人口城乡大迁移的那一代青年，满怀热情、富有活力、身强力壮，希望能在大城市获得一席之地。
从90年代到16年，田先生在这间屋子里住了20多个年头，从小伙子变成了中年人。
虽然已经成家立业，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熟悉的人早年从外来工的大军中挤入城市的上流社会，但他始终是那个房东口里的“租客”。
田先生房间那扇窄窄的窗外，是一片大好的风景，这里是整条街道握手楼的端头，因而窗外没有任何建筑物挡住视线，远眺，绕过成片的平房可以看到小蛮腰和广州的东塔西塔，那里是广州城最繁华的地方。屋内的逼厄与窗外的开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980年代初来到广州的时候，田先生成为了一个酒店的后厨帮工，粤语里称作打下水，实际上算不上是什么体面的工作。但是1990年代的时候，往往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而田先生只有初中学历，连高中都没有读完。
田先生自认为是个没什么野心的人，相比起同时出城的许多青年那样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削尖脑袋往上走，他更希望能相对自由地选择职业和人生。而在后厨帮工虽然不具备成为人上人的潜力，但偶尔能偷点吃喝，也算是清闲。田先生当时的状态有点像今天的90后的态度，心有所向但同时也较为随性。
但那不是一个可以让一个外来务工青年过随性日子的年代。千禧年前的最后几年，田先生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改革开放和新世纪的到来交汇成一股强劲的原动力，催促整个城市快步往前走。几乎是在几年之间，广州的楼盘开始越建越多，房价也开始水涨船高，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的时候，洛溪大道这边的房间才不过5000多一平方米，到05年前后，好的地段就已经到8000左右了。”无论是2003还是05年，过半万的房价对于许多比工薪阶级还低的外来工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那几年就像香港以前说的‘抢滩潮’，有点家财的全抛出来买房产甚至倾三代之力，没有家产的也尽力东拼西凑，负着债也要买房子。”尽管如此，田先生还是没有赶上这波“抢滩潮”。这是一种很乡土中国式的心态，出于对未来的不安全感，畏惧于将现有的一切投入到房子中。但田先生没想到的是，商品经济在广州这个省城会蔓延地如此之快。很快，高企的房价已经令他再也无法出手了。
田先生在2001年的时候搬进沥滘的城中村，当时他和妻子只是想着以此为跳板，等到时机成熟就去供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想不到这一住就是半辈子的事。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田先生的妻子比他文化水平高一些，瘦瘦弱弱的，虽然常年奔波在成衣工厂和家庭之间的压力在她的脸上刻下了过早出现的衰老痕迹，但她说话果断、坚决，有种强人的气场。为了房子问题，她和田先生争吵不断，但俩人始终过着相濡以沫的日子。田燃说，这是大部分城中村家庭的共同现状，一边被城市的生存压力逼得喘不过气，一边又只能默默坚持。
“（他）说，贫穷不是一种罪！这是一个男人应该说的话？”田先生的妻子抱怨道。对此，田先生并不否定，更多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坐在一边不置可否。冷战是这个家庭常有的事，而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抢滩的失败。
在大城市的窘迫迫使2008年的时候田先生妻子回到家乡，在自己祖辈留下的地产上盖了两层的小房子，这幢房子初步盖好花了近30万，而在2001年前后，这笔钱可以在近广州中心地带买一套不算大的房子。田先生妻子坦白，贫穷确实不是一种罪，但社会生存如此之大，贫穷就像穷人的墓志铭，连活着的尊严都被剥夺，有自己的房子才不会被乡下的亲人鄙夷，心里才有底，从某种程度上说，房子是尊严的一部分，至少是尊严的外壳。
和王师傅一样，已是中年的田先生现在依然是孤身在城市生活。妻子在老家看着属于自己房子，孩子在老家为高考奋斗。一家三口，分居各处，但各有各的拼搏。想要生活得更好，一刻也不能停歇。
在广州两千多万的人口中，有一千多万是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中有超过2/3仍然挤在各大城中村的出租屋中。现在在距离广州CBD中心较远的城中村租一套房子，普遍需要3000块，而全广州的房子每平方米的均价早在前几年就突破五位数了。
1990年代刚搬进来的时候，田先生只需要每个月支付400块的房租，到现在已经上升到2000了。而他每月的收入也就3000左右。尽管如此，房租还是在不断地上升。
“你不租还是会有人租，现在刚毕业的白领租这里的可多了。”这就是广州，房子已经成了一种生存的基本条件。以前城中村容纳的是社会底层的外来务工员，现在田先生这些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和新一代农村青年的竞争对手已经默默变为曾经是“人上人”代名词的大学生、都市白领。
田先生每次跟老朋友聚餐，都要发一通牢骚，怨恨自己当年的“抢滩失败”。
“抢滩失败是以前的事，真正可悲的是在同样的城市，同样的环境却没有再次抢滩的机会了。”田先生每次说到这句话都要长呼一口气，像一个烟民吐出最后一口烟云那样略显无奈，虽然他从不吸烟。
04
城 中 村
改革开放初期，城中村的出现是个好兆头，那意味着城市开始注入利用率最高的动力——人。城中村给了那些出城打拼的人们一个安心奋斗的机会，也给了原住民靠着土地做风险投资的机遇。
城中村就像一颗颗珍珠，充满活力，曾经确实光彩夺目，但是终究到了氧化泛黄枯萎的一天。于是，城市选择了最符合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一种方法——拆——来处理这些“过时”的建筑群。
所谓的拆除改造，就是旧城新改。作为北上广深联盟的一份子，藏污纳垢的城中村显然有如这个城市的一块伤疤，是政府官员的“眼中钉”。但是，旧城改的几乎是所有的一切。
猎德村、杨箕村，曾经都是规模巨大的城中村，容纳了一批早期建设广州的外来工。而在旧城改造后，错综复杂的建筑群被统一规划成现代楼盘，连部分传统古村宗祠都被翻新成另外的模样。
“拆迁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
“共同建设美丽新广州。”
“合理拆迁，合理补偿，建设现代化家园。”
这些如今在沥滘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拆迁动员标语”同样也曾出现在每一个城中村的墙壁上。
“标语写的确实没错，只是拥有美丽家园的是拥有本地户籍的村民，而我们只能是又少了一个容身之处。”田先生曾冷冷地说。
猎德被拆后，大量的外来工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们迁移到杨箕，杨箕被拆后他们迁移到沥滘。如今，用耀眼美观的玻璃镜砌成的大厦“广州之窗”宣告了沥滘不久将被抹平重建，建成一个个现代化小区的蓝图。
“大概会考虑搬去远郊吧，这是没办法的，小区不是我们租得起的。”王师傅拍拍自己的车子，“当然，实在不行就真的把它卖掉，回老家算了。”
沥滘村有个很大的菜市场和小摊贩聚集而成的“购物一条街”，廉价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各种商品小至牙签大到家用电器应有尽有，颇有几分闯进了机器猫百宝袋的错觉。
沥滘村有个规模一般的私人小学，里面的孩子都是随父母出城的，虽然暂时避免了成为留守儿童的命运。但没有本地户籍和一大笔赞助费的他们始终要孤身回到家乡的。从城市到乡下，这种落差是很大的。
城中村里，有无数个田先生，有若干个王师傅，还有其他各种从事城市底层职业的人。我们习惯地称呼他们为“外来工”，但在一个大城市的报告里，他们一般更多地被称为“劳动力”。
两千万人口的城市，有一千多万是这样的“劳动力”。
广州正在不断发展，向更加繁华的上海、北京看起，地图上城中村正在逐个被盖上鲜红的“拆”印。城市许诺的美丽新家园却往往是属于原住民的。
田先生、王师傅是上世纪改革开放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一代人，他们同时也是没能从大浪淘沙中跃过“人上人”龙门的一些人的典型。但好歹，他们也过了该奋斗的年纪，可以选择返乡。
但我分明看到，每个八点的早晨和七点的傍晚，从沥滘地铁站鱼贯而出的人大多是年轻的面孔，西装革履，提着沉重的公文包，大概内心还要想着夜晚的饱腹问题。
看过《新周刊》某期专题，说是现在愈发多大学毕业生在异地的大城市面临着“城市户籍考”。没有本地户口同时短时间内也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有多少涌入了沥滘这样的城中村？又有多少被大城市的拆迁改造逼着从一个城中村迁移到另一个？
中年的一代城中村外地居民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在高不可攀的房价物价压力之下，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中年一代的外地居民的“没得选”反而是他们可以选的机会——返乡。但年轻一代，尤其是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们显然是不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在这座城市，抢不了滩的田先生很多；勉强生活的王师傅也很多，他们还是一样住在城中村里。唯一不同的是，愈发多的年轻的“田先生”拥有高等学历，年轻“王师傅”的工作阵地也不是那一台车了，而是在某座城市的大厦里。
但如果城中村没有了，这些年轻的人们又该到那里安身呢？
林铭豪
学生 坐标广州
“19岁，中文系在读，典型的文科生，不典型的文艺青年。
平时走街串巷看生活，喜欢关注平凡的人和事，欲做一个考尔菲德那样的麦田守望者。虽心怀写作梦，但仍处于前途未知的探索之路。
加入破茧是偶然，但也有必然。踏入不常涉足的非虚构写作领域，希望能借此走得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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